四天之后，又一道谕旨送到了兵部。敕谕说：“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为扫腥膻，安民保众，神功圣武，宜加显爵。今特加威武大将军公爵俸禄。仍谕吏户二部知之。”
这道圣旨更是让全北京城经纶满腹的大臣头疼不已。在这道谕旨里，皇上给自己加大将军总兵官衔不算，又加封自己为公爵——镇国公，而且还要吏、户二部给自己发俸禄。俸禄定为岁支米五千石，在后军都督府带俸。
这两篇文字把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推进了一个不尴不尬的死角。不伦不类的圣旨仍然是圣旨。臣民弄不清他们这位皇上是神经有问题还是存心拿天下人开心。不论是哪种情况，结论都不容乐观。因为这个嘲弄礼制的人正是礼制社会的主人，这个蔑视纲常的人却是遵守纲常的天下人无条件服从的对象——君为臣纲。因为天经地义的规矩，他们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属于这个以破坏规矩为乐的人所有。大明王朝一瞬间有点迷茫了。
十三
逃到宣府的朱厚照感觉真是太好了。在这座塞外孤城，他总算摆脱了那些讨厌的文官。“镇国府”里，他终于逃脱了那些规矩和排场。他告诉手下人，见他的时候不用参拜，他到哪儿去也不用前呼后拥，自己带上一两个随从随随便便就去了。他经常带着一两个人在这个小城的大街小巷或者荒郊野外随意走走。他喜欢北方质朴粗放的原野，喜欢这里格外开朗雄浑的天空，喜欢这里清冽的空气。
特别是刚刚给朝中大臣发去的两封诏书，让他想起来就想笑。他完全能想象得到大臣们阅读时脸上的迷茫表情。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虽然登基十几年了，但是他对文臣们的心理，一直也没有从上学时候形成的顽童对付老师的角色心态中转变过来。对这些迂腐可笑处处与他作对的书呆子，他既好气又好笑，既讨厌又无奈。时不时地和他们开开玩笑，耍弄耍弄他们，是他生活中的重要乐趣之一。
当然，开完了玩笑，他马上便投入到军事准备当中。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到宣府来的主要目的。刚到宣府不久，他就带领随从，巡视了千里边关。旧历的九月相当于公历十月，这时长城以北已经十分寒冷了。就是在这样的气候里，朱厚照一直是乘马暴露在风霜里，腰系弓矢，顶风冒雪，风餐露宿。虽然官员们给他准备了舒适的车辇，但是他只命随行，从不乘坐。从出北京城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是这样。不少随行人员都因长途困顿而病倒掉队，他却始终精神抖擞，不以为苦。终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两个月之后，朱厚照如愿以偿，等到了蒙古人。
当蒙古骑兵的面孔在晨雾中渐渐显现的时候，朱厚照身体里掠过一阵战栗。他催动坐骑，跑在队伍的最前列，似乎是为了尽可能看清蒙古人长得什么样。身后的队伍立刻潮水一样随着他向前涌动了一轮。虽然大臣和百姓对这个好动的皇帝不以为然，但是边疆的军人欣赏这个直爽果断、有着军人气质的君主。由于近一段时间的风霜磨砺，朱厚照明显黑了、瘦了，但双目显得炯炯有神。他一甩鞭子，马撒开腿小跑着。立刻，明军庞大的队伍启动了，裸露在寒冬里的大地表层在马蹄声中绷紧了，士兵们渐渐越过皇帝，迎向蒙古人。
这次，是蒙古人又一次试图南下，进行抢掠。据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记载，朱厚照亲自带兵拦击，先后在山西应州附近的绣女村、五里寨、涧子村迎战三次，其中以涧子村一战最为激烈。这一战，蒙古兵为五万，明军为六万，从上午辰时一直战到下午酉时，历十二小时，交百余合。十多万人在北方荒野里角斗厮杀。朱厚照被一种极度的兴奋攫住了，反而感到格外镇定。他有条不紊地向身边的太监下达着一个又一个命令，不断骑马在各个侧翼巡视。他到达哪里，哪里的士兵就越发英勇，和皇帝并肩作战对士气的鼓舞是巨大的。蒙古骑兵的脸上显出惊惶的神色，他们头一回遇到如此顽强的明军。一整天的战斗未分胜负。战后，蒙古军全部撤退，明军也疲惫不堪，而且气候突变，第二天起了沙暴，追击未果，听任蒙古军逸去。从整个兵力部署、作战次序来看，朱厚照的指挥是称职的。这次战役是十六世纪前后明蒙之间一次较大的战役。五万蒙古大军没能突破明军的防卫，南下的企图破灭，而明军达到了阻止和打击蒙古骑兵的战略任务。在此之后，终正德一朝，蒙古人未再发动大规模的入侵，应该说，这次战役达到了朱厚照预期的目的。这次军事行动，反映出朱厚照并非一无所能，只会放荡享乐。他在战争中身先士卒，还亲手格杀了一名蒙古骑兵。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外，明代皇帝还没有谁敢于这样深入战争第一线。
十四
朱厚照对这次胜利非常重视。对于文治，他不感兴趣，对自己也不抱希望。至于武功，他自认为还是可以和列祖列宗，甚至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比一比的。他希望历史能因为这一战刻下他的名字。
正德十三年（1518年），新年刚过，朱厚照回京，一路上踌躇满志。这场战争一定能让那些瞧不起他的文臣大跌眼镜，也一定大大出乎普通百姓的意料。他认为，这次胜利应该能够洗刷掉他身上一半“荒唐无道”的罪名，向全国人民证明他有能力为人民带来福祉。在回朝的路上，他发布指示，要所有朝臣都穿上“曳撒大帽鸾带服饰”。为此，他命令礼部头一天发给每位迎驾官员大红苎丝、罗纱各一匹，按品级发给彩绣，一品为斗牛，二品为飞鱼，三品为蟒，四品为麒麟，五、六、七品为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以便官员裁制。这种服装长可拖地，头上是宽檐彩帽，还要扎上长长的鸾带，穿上之后，整个迎驾队伍五颜六色，显得热闹非凡。
正月初六黄昏，皇帝大驾到达北京。皇帝身穿铠甲，头戴银盔，腰佩宝剑，骑乘在一匹枣红大马上，威风凛凛，神采飞扬。群臣匍匐道左，高呼万岁。大学士杨廷和代表大臣进酒一杯，表示祝贺。皇帝一饮而尽，对杨廷和高声说道：“朕在榆河曾亲斩虏首一级！”杨廷和赶紧叩头，赞扬道：“皇上圣武无比，臣民备感欣幸！”朱厚照闻言大笑，催马穿过人群，回到内宫。
每个人都看得出，皇帝心情十分好。一直懒于出席各种祭祀仪式的他还没有充分休息，就精神抖擞地出席并主持了南郊祭天大典。在典礼上，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耐心，毕恭毕敬，行礼如仪。也许这是头一次，在这个面对上天的场合，他感觉自己对得住皇帝的身份。紧接着，皇帝在奉天门下举办了一场“展览会”，陈列了他在战场上缴获的蒙军兵器、盔甲及大车等物，命群臣参观。
皇帝简直是在炫耀了，就像小学生到处显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优”的作业本。表面上放浪形骸、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他，实际上对自己的声名还是非常在乎的。然而，满朝文臣表面上称贺不绝，内心里却不以为意。京中普遍流传着一种论调，说皇帝此次取胜，完全是因为运气好，连日的大风沙让蒙古兵睁不开眼睛，所以才无奈退去。还说，皇帝在这次征战中单身冲入敌阵，差一点儿做了蒙古兵的俘虏，只是身边的卫士冒死相救，才逃了回来。如果不是运气这样好，大明朝已经又重演了一次“土木之变”，国家早就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像对皇帝的昏聩深信不疑一样，文臣对蒙古骑兵的强悍也抱着根深蒂固的迷信。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朱厚照有本事打败成祖皇帝都无法打败的蒙古人。在他们看来，这场侥幸胜利的战争是完全不应该也完全没有必要打的，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没有任何益处。
更为离奇的说法是，这场大战，蒙古军才死了十六人！所以这场战争很难说是一场胜利，事实上更接近一次失败。事实上，后来明朝正史的叙述居然也采信了这种传闻。据后来明朝官方记载说，这次应州之役，蒙古兵仅死十六人，而明军死伤巨大，并且说战斗中“乘舆几陷”。从常识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应州之战的几次战役前后进行了五天，双方投入兵力约十一万，其中绣女村与涧子村之役都相当激烈，形成多次反复，包围与反包围贯穿始终，阵线并不很清楚，这都是正史所承认的。而在这样大规模的战役中，蒙古方竟然只死十六人，明军的死伤数字却是蒙古人的几十甚至上百倍，那又如何解释蒙古人不是乘胜追击而是迅速撤退呢？
朱厚照完全不知道官员中流传的这些说法，更预料不到他的战绩会这样载入历史。为了酬谢百官的称贺，他在奉天殿大宴群臣，遍赐群臣银牌：一品官银牌重二十两，二、三品者十两，上面都刻有“庆功”二字；四、五品官及都给事中五两，左右给事中四两，给事中三两，上面都刻有“赏功”二字。这是正德朝臣头一次得到皇帝赐物封赏，大部分人当然都欣然接受，然而，却有一些耿介之士，不给皇帝面子。兵科都给事中汪玄锡、贵州道御史李闰等共同上书，不肯受赐，他们说，前日皇帝亲征之役，蒙古骑兵杀掳人民众多，我军也损兵折将，得失相较，实在称不上什么大不了的胜利。希望以后皇帝不要再这样草率亲征，而是要“充扩天理，遏绝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朱厚照像往常一样，把这样的奏折留中不发，然而大为扫兴。与此同时，那些负责探听市井舆论的太监也不断向他汇报，说百姓们都相信官员的说法，认为皇帝此次其实是打了个大败仗，只不过留了条命回来而已。
朱厚照默然无语。他发布命令，因为连日劳累，休息十日，谁也不见。十天之后，朝中传出消息，说皇帝打算再次出京，这次的目的地是南方。这次巡游的计划十分庞大，据说皇帝打算遍游江南，在外面待个年把再回京。
十五
这次文官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团结。上次一不小心，让皇帝跑到宣府，他们已经后悔不已。这次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把皇帝留在自己身边。三月十三，在朝的科道官员为了谏止南巡，全体“伏阙请命”，跪在宫中进行示威请愿。他们对这个坐不住的皇帝大加威胁恫吓，他们说，人心的善念其体甚微，外界利欲的侵袭，不胜其多。所以静常吉而动常凶。皇帝不断出巡在外，被亡命之徒得知行踪，有可能变生不测。而且江南乃财赋重地，近来灾情不断，南巡将加重百姓的负担，有可能激起民乱。再者，皇帝南巡，北京空虚，蒙古人极有可能乘机南下，如果蒙古骑兵占据北京，则皇帝有家难回。
这次请愿从早晨持续到下午，朱厚照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官员们不走，宫里没法关门，他派太监宣谕，说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谏官们见皇帝有了反应，也见好就收，退出宫去了。
朱厚照表示同意考虑之后，却没了下文。百官于是纷纷上书谏阻，分别有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吏部郎中张衍端等十四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五人。规模之大，为朱厚照当皇帝以来第一次。奏折语言之激烈，也前所未有。据《明史·列传第七十七》记载，他们说什么朱厚照领兵与蒙古人作战，“首开边事，以兵为戏，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什么“祖宗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指太监刘瑾），再坏于佞悻，又再坏于边帅之手。盖荡然无存矣”，什么“陛下已成骑虎之势，不乱不止”，什么“将自取覆亡为天下笑”。
朱厚照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他从继位开始，对言官科道基本上持听之任之的政策，因为他知道自己和他们辩论只能失败，所以只好把他们当作落到老虎身上的苍蝇，轻轻拂去就算了。可是现在他们发展到近乎谩骂的程度，借这个机会，对他当政以来的所作所为进行全面批判，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辛辛苦苦征战蒙古取得了自己颇为自豪的战功，却被这些官员公开评价为“首开边事，以兵为戏，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压了许久的怒火终于发作了，这位容易冲动的皇帝的雷霆之怒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他迅速发出命令，把言辞最激烈的黄巩、陆震等六人执送到刑部，严刑掠打；其余一百零七名上书反对的官员在午门前罚跪五天，每天由早晨五点一直跪到傍晚七点。于是，在大明朝政治中枢部位的这片广场上，每天从黎明开始，就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蓬头垢面的孔孟之徒，他们在日晒风吹中屈身俯首，一整天滴水不进，不断有人昏倒。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对皇帝发自心中天理的诚挚的爱。两天后，三十三名为这些官员鸣冤叫屈的大臣同样被投入监牢。五天之后，罚跪期满，朱厚照依然怒气不消。于是，就在午门之外，这些平日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官员被扒下裤子，每人痛责五十棍。太监们知道皇帝的心思，所以下手格外重。几棍下去，便血肉横飞，哭喊之声，响彻紫禁城。当天，主事刘校和照磨刘旺就毙于杖下，后来又有十一人因杖伤不治而死，有更多的人因此而终身残疾。
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文官集体被惩事件。
发了一通火之后，打死了一批人，朱厚照也无可奈何了。他也有点后悔自己的火发得大了点。平生第一次，他主动让步，取消了南巡计划。文官集团终于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不过，他们似乎很难高兴得起来，因为他们忙于同僚的丧事以及自己的疗伤。这一胜利真的是来之不易。
十六
可是，大臣们十三条性命换来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原定春天举行的南巡在那年秋天终于成行。和平时一样，朱厚照依然保持自己的作风。他放弃自己专用的卤簿，却常常和亲信太监挤在一个大车上。他不穿皇帝服装，和身边人上下不分，以致巡抚设宴时，他的席上竟然没有筷子。巡抚官员惊恐不已，他却一笑置之，还当成笑话讲给别人听。后来，这些在野史小说里都成了他的可笑之处。
然而，南巡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朱厚照此行的心绪十分混乱。他几乎放弃理智，一任种种昏天黑地的追欢逐乐来麻醉自己。他在路上几乎每天都把自己灌得人事不省。他在保定和大臣抓阄比酒，自己输了却不认账。他在扬州城到处追逐处女和寡妇，在清江浦把自己钓的鱼卖给臣下，要价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几乎破产。他是为了江南青山碧水而来，美丽的风景却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效地安慰他的心灵；相反，他却觉得一切都更加了无兴味。只有胡闹才能暂时让他开一下心。他最怕的就是醉后的那一刻清醒。在这个时候，他心里苦恼得一刻也不能承受，他分不清这些苦恼是从何而来，他也不想分清，他只好再找来美酒，把自己弄醉。
在回京的路上，心不在焉的皇帝在湖上落水，等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救上来，他已经在十月的冷水中泡了很久。这一路肆意糟蹋，他的身体已处于严重的亚健康状态。经此一激，遂成重病。据史学家推测，他死于因肺炎引发的心肺功能衰竭，终年三十岁。
十七
朱厚照被文臣谥为“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意即发扬天道，英武睿智，道德功业都很显赫，文治也很有成绩，并且十分孝顺。这可不是讽刺，而是依照祖制惯例，本着为尊者讳的精神制定的。生前对他那么痛恨的文臣还是很有修养地既往不咎，用这些千篇一律的有固定格式的词汇把他打扮得尽量体体面面送入太庙供后世万民参拜。他们做这一套得心应手。
第六章
崇祯后人：权末代的悲惨命运
末代帝王的悲惨命运
一
大明弘治五年（1492年）年底，山西巡抚杨澄筹向皇帝汇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朱元璋家族的生育纪录，截至这一年的八月，他已生育子女共九十四人。
朱祐樘览奏后，只能苦笑着摇摇头。他有点好奇，这些王爷能记清自己的儿女吗？
这确实也是明代中叶以来许多王府遇到的难题。庆成王的儿子们也大多继承了父亲出众的生育能力，比如他的长子的儿女总量后来也达到了七十人。庆成王在儿女数创纪录的同时，孙子辈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三十六人，曾孙辈更多达五百一十人。就是说，他的直系后代这一年已达七百六十七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一千多人。庆成王肯定无法认全记清所有家庭成员。除非给儿孙妻妾们编号统计，否则很难想象他如何管理这个庞大的王府。
朱钟镒并非明代的“生育冠军”，这一称号不久之后就被他的一位后代，也就是另一位庆成王所夺取。这位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个，以致出现了这样尴尬的场面：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这就是史书上所谓的“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数了。正德三年（1508年）二月，庆成王焦虑地向皇帝上奏：“本府宗支数多，各将军所生子女或冒报岁数，无凭查考，乞令各将军府查报。”就是说，如果皇帝不命令各将军府自己清查人口上报汇总，他已经无法弄清他这个大家庭有多少人了。
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这些王爷好比种子，一二百年过去后，在各地繁衍出的数量都十分惊人：山西一省，洪武年间只有一位晋王，到了嘉靖年间，有封爵的皇室后代已经增长到一千八百五十一位。洪武年间，河南本来也只有一位周王，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有了五千多个皇族后代……据明末徐光启粗略推算，明宗室人数每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而当代人口史学者推算的结果是，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十倍。查明代皇家档案也就是玉牒上正式收录的人数，洪武年间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而万历三十二年（1603年）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这仅仅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数目，不包括数量更多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
与此相对照的，虽然“爱新觉罗”氏不是从努尔哈赤算起，而是从其父塔克世算起，也就是说，源头数量比明王朝多了数倍，虽然明清两朝的存活时间大致相仿，但是清朝末年“爱新觉罗”氏的成员数量是两万九千人。
事实上，朱元璋子孙数量的急剧膨胀不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而且是世界人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
二
人口如此急剧地膨胀，是由于背后强大的制度驱动。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至为冷酷。他对百姓、对大臣、对故交、对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先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虽然他最小的儿子那一年刚刚一岁。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他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儿孙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的所有消费需要都由国家承担：十岁起就开始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以至于明人不禁感慨：“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着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氏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这种状况导致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们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作乱，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儿，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这就是著名的“二王不相见”。《明史·诸王传》赞语评论说：“有明诸藩……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他们“徒有虚名，坐靡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社会职业，他们增加收入的方式只有一个渠道，那就是多生孩子。因为多生一个孩子，国家就按等级多发放一份俸禄。所谓“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
“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在“制度”决定之下，明代中后期开始，皇族们展开了激烈的生育竞赛，各地王爷在床上拼命播撒种子，为了多生孩子，他们拼命招纳妻妾，强抢民女。他们把妻妾的生理期编列成表，按期临幸，以求提高效率，一炮而中。在紧锣密鼓的床笫战争中，生育纪录一次次被刷新。
三
多子多福，本来是中国人的不二信条。挥霍和生育，又是朱元璋给自己子孙规定的光荣任务。所以，朱氏皇族生得理直气壮，生得光荣坦荡，生得痛快淋漓。然而，对大明王朝的其他成员来说，皇室生育纪录的一次次刷新，可不只意味着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聊增添材料，它更意味着每个老百姓身上负担的一次次加重。
王爷的增加，必然导致王府的增加和圈地的扩大。天下最好的土地越来越集中到皇族手中。明代中叶之后，全国人均土地不断下降，而皇族占有土地迅速扩大。许多王府拥有的土地动辄万顷：景王、潞王的庄田多达四万顷；福王庄田两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三万顷；吉王在长沙有地七八十万亩；河南全省土地，居然有一半归各王府所有。
皇族们的俸禄都直接来自各地的财政收入，皇族人口数的几何式增长，意味着财政支出几十倍、上百倍地增加。山西的晋王府，明初只需年俸一万石，到了嘉靖年间增长到八十七万石。河南的周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六十九万石。湖广的楚王府，由一万石增长到二十五万石……皇族人口的迅速增长，实际上意味着国家财富分配中，权贵的比重迅速扩大，而底层百姓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这片江山上的亿万人民存活的真正意义，历来就是给一家一姓提供膏血。这本是中国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大明王朝的臣民对此也充分理解。然而，朱氏一家的生育率之离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从明代中期开始，各省的长官惊慌地发现，他们全省的财政收入已经不够供养居住在本省的皇族。河南年财政收入为八十四万石，而需要供应给王爷的是一百九十二万石。“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嘉靖年间的大臣们纷纷焦虑地指出，不久之后，以中国之地大物博，竟然可能出现举全国之力，也无法养活朱氏一家一姓的荒唐场景：“王府将军、中尉动以万计，假令复数十年，虽损内府之积贮，竭天下之全税，而奚足以赡乎？”“将来圣子神孙相传万世，以有限之土地，增无算之禄粮，作何处以善其后？”
这仅仅是皇族招致民怨的一个原因。事实上，中国老百姓都特别通情达理。江山是人家老祖宗提着头打下来的，是用千万个人头换来的。所以，人家的后代享受一下特殊待遇，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如果不是这样，倒不符合中国大地的天理人心了。问题是，国家规定已经如此优厚，皇子龙孙犹有不足。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皇族往往与巨商相互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都被他们垄断。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了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的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皇族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的土地中，有两万顷本来规定在河南，但因为河南好地圈尽了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向皇帝索要各种特权。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都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一年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资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零六十所。
权贵集团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人民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有的农民甚至“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四
以上种种，毕竟还属“合法”或者符合潜规则。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皇族的欲望和冲动。在缺乏约束的情况下，特权总会走到极端。明代皇族超出法律之外的为非作歹、穷凶极恶为他们积累了更大的民怨。
虽然国家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但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他们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动手殴伤了堂堂布政使这样的朝廷大员，“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
因为享有司法特权，有罪时“罚而不刑”，许多王府已经成为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也沦为黑社会头目。嘉靖五年（1526年），庆成府的辅国将军藏匿大盗被人告发；隆庆二年（1568年），方山王府镇国中尉朱新垣“与群盗通，劫掠商货”；襄垣王府的辅国中尉、昌化王府的辅国中尉都“私出禁城为盗”，公然杀人劫财……
至于强抢民女之类的经典桥段更是无地无之。在特权庇护下，皇族已经沦为大明社会道德水准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五
虽然民怨重重，但是各地皇族丝毫不予理会，他们理直气壮：拼命享受，就是对列祖列宗提头血战最好的回报。作为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大明王朝，皇族们确实是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两百多年的飞扬跋扈、狂吸痛饮，享受到巅峰了。
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李自成、张献忠等明末“七十二家”起义军纵横大地之后，朱元璋的子孙突然发现，他们的宴席不是被打扰了一下，而是被宣告永远终结。更可怕的是，他们到这个时候才发现，这场两百年的宴席不是免费的，结账的时候到了。这些姓朱的亲王、郡王、将军，是农民军最有兴趣的猎物。大大小小的农民军所过之处，皇族均在劫难逃。那些各地最壮丽的王府，在连绵全国的战争之中，几乎无不灰飞烟灭。太原总兵姜瓖据其亲见亲闻，向皇帝汇报说，农民军“凡所攻陷，劫掠焚毁，备极惨毒，而宗藩罹祸尤甚”。《南疆逸史》也说：“明之天潢，迨闯献之祸，屠戮几尽焉。”
让我们先来看看皇族人口增长最快的山西。明末山西有晋王、代王两大藩王和西河王等多位郡王，皇族多达数万人。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二月，李自成挥军进入山西，每到一地，首先捕杀皇族。起义军陷山西平阳后，“西河王等三百余人遇害”。攻占汾阳后，也首先搜杀“宗绅”，以致“彼汾一方，几成罗刹鬼国”。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攻克太原后，李自成军“捕晋宗室四百余人，送西安，悉杀之”。这四百余人都是晋王一系的高级皇族。接着，因为“恐（中低层）宗人为变，闭门搜捕，得千余人，杀之海子堰，若歼羊豕”。经过这两次杀戮，山西晋王宗室中的主要人物被杀殆尽。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军又攻取大同。六天之内，代王朱传?以下的四千多名诸王宗室皆被杀尽。其他郡王也几乎没有幸免：定陶王及其子效锋同赴井殉国，翟山王效钦、陵川王效铿等相继被拷掠至死，沈世子迪洪被执不知所终。姜瓖在启本中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四千余，闯贼盘踞居六日，屠戮将尽。兼过天星、张天琳，百计搜查，几无噍类。而素居州县潜匿乡村与逸出者，所存无几……”总计以上数次，李自成军仅在山西一地就杀掉朱姓子孙一万多人。
山西一省仅是缩影。事实上，尽管李自成以“不嗜杀”闻名，但是他兵锋所过之处，那些朱姓王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
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李自成攻占河南永宁，万安王朱采轻被捕捉，在西关被公开处死。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占南阳，杀唐王朱聿莫于麒麟岗。十二月，克禹州，徽王被杀，“其支属在禹者，凡十七家，及城陷，十七家皆及于难”。镇国将军朱翊至向皇帝汇报此事说：“阖府宗仪，屠戮大半。此受祸之极惨者也。”崇祯十五年（1642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破汝宁，崇王朱由樻及其世子诸王被杀于泌阳。十二月，李自成军入荆州，湘阴王朱俨尹全家皆被诛。崇祯十六年（1643年）抵兰州，执肃王朱识锗，“宗人皆死”……
而张献忠军本以玉石俱焚为特长，所过之处，诸王扫灭，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与众不同的是，他在杀法上常有新创意。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他攻取了襄阳，执襄王朱翊铭于南城楼。朱翊铭跪地乞生，张献忠赐给了他一杯酒，说：“吾欲借王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接着“杀之城上，焚城楼，投尸于火”。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张献忠克武昌，俘获楚王朱华奎。这次，他想出了一个新花样，“以便舆笼王沉西湖，遮其金数百车尽”。宫殿楼阁近千间，“壮丽近于皇宫”的楚王府也被付之一炬……
六
与和平时期皇族的生育率最高相匹配，在明末战乱之中，皇族的死亡率也创了社会各阶层之最。明末起义军诛戮明朝皇室成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坚决、彻底。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不论是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获，不论是立地不跪还是苦苦求生，不论是拒不交代藏宝地点，还是痛痛快快地献出所有财富，结果都是一样：一律诛灭。史书中涉及王府在兵锋下的遭遇，所用的词都是“尽”“皆”“合族”。张献忠攻占常德，“荣王宗室殆尽”；攻克重庆，蜀王朱常浩及其家人“尽杀之”；据有成都，蜀王朱至澎“合宗被害”……史家总结道：“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
最有代表性的，是河南福王的下场。万历皇帝以与民争利闻名史册，他派出大量矿使税监，四出搜刮，百姓有了灾荒，舍不得拿出钱来赈济。然而小儿子福王朱常洵大婚时，万历皇帝一下子抛出三十万两巨款；给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超过祖制规定的十倍；朱常洵“就藩”时，万历一下子赐了上等良田四万顷。有了这样巨大的财富和如此众多的特权，朱常洵还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官校藐法，横于洛中”，中使四出，“驾贴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
在“稳定”时期，福王的权势看起来如泰山，谁都不敢触动。然而，一旦社会动荡起来，王府的高墙就如同纸糊的一样脆弱。他平日欠下百姓的一切，在战争中得到了一并清算：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阳，福王朱常洵仓皇缒城而出，逃到城外一座破庙中潜藏，第二天被起义军抓获。这个三百多斤的大胖子，以亲王之尊跪爬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浃背，乞求李自成饶他不死。李自成不为所动，他当众斥责福王朱常洵：“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四十大板，打得血肉横飞之后，再一刀枭首，将头颅示众。至于那三百多斤的躯体，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灼王血，杂鹿醢尝之，名曰福禄酒”，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这一事实说明，皇族两百多年的为所欲为，积累了太多的愤怒。他们已经完全站到了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不得不以自己这一代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为自己，也为以前数十代的“幸福生活”付账，就像以前每一个王朝末期一样。不要忘了，朱元璋正是打着“打倒元朝特权阶级”的大旗建立了明朝，明王朝这座大厦建立的地基也正是元王朝巨室、权贵、官宦之家的累累尸骨。
末代帝王的命运曲线
如果把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命运做成一张图表，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明显的下滑曲线，虽然偶有波动，但基本上是越来越惨。
秦代以前，亡国之君虽然失去了国家，但不会失去尊严。商汤俘获史上第一个亡国之君夏桀之后，将他流放于南巢。在流放地，夏桀身边还有几个侍臣陪伴，基本上保持了贵族的生活待遇。和夏桀比起来，商纣王性格比较刚烈，于鹿台之上自焚而死。如果不死，他的下场和夏桀应该一样，止于被流放而已。周武王叹息之余，将纣王的两个儿子武庚、禄父封为诸侯，让他们分邦建国。
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虽战乱重重，不断有诸侯被灭国，但是胜利者对亡国之君一般都是以礼相待的。就拿著名的吴越恩仇来说，勾践卧薪尝胆灭了吴国之后，并没有想杀掉夫差。他的计划是迁夫差于越国东部边陲，封他一百户以养老。倒是夫差自己羞愧难当，自杀而死。
之所以如此优待，是贵族政治的风度使然。在秦始皇以前，中国社会一直是贵族社会，“礼”是政治的最高原则。对贵族来说，胜利是重要的，风度更为重要。考察世界历史，欧洲人也是这样做的。欧洲政治中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拉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
虽然秦始皇的后代基本上都被杀光了，但秦代之后，善待亡国之君的政治传统又一度恢复。比如汉朝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下场就比较有面子。曹丕称帝之时，识时务的刘协亲自“劝进”，明智地配合曹丕完成所谓“禅让”仪式，让曹丕避免了篡位的恶名，顺利当了皇帝。过后，刘协被封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仍然可以用汉天子礼乐，甚至行汉正朔。刘协太太平平地当了十四年山阳公后，得以善终，终年五十四岁。死后，他不但被谥“孝献皇帝”，还被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在他身后，他的儿孙刘康等人相继继位，山阳国存在八十九年，直到永嘉年间被少数民族所灭。对一位亡国之君来说，刘协可谓功德圆满，幸运得空前绝后。蜀国末主刘禅和吴国末代君主孙皓的命运也与此大致相类。
曹丕导演“禅让”大戏之时，肯定不会想到，四十五年之后，另一位权臣司马炎以几乎同样的手段，从他侄孙曹奂手中夺取了皇冠。曹丕代汉的成功演出，为后世树立了范本。在这之后，西晋、宋、齐、梁、陈、北周、北齐、隋、五代的梁朝及大宋王朝，都照葫芦画瓢，将“禅让”剧本搬演了十次。
开始几次，大家都是搬演旧本，规规矩矩，亡国之君都得到了善终。对亡国之君首开杀戒的是南朝宋主刘裕，本来东晋末帝司马德文也很懂事，十分识相地在禅位诏书上签字，又不等刘裕“三让”就搬出皇宫。刘裕也按历代规矩，封了司马德文一个爵位。然而，中国历史的内核在此时悄悄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皇位的争夺者由平民阶层转向了流氓。刘裕是市井无赖出身，根基太浅，士族并不真心拥戴。何况称帝之时，刘裕已经年近七十，司马德文正是年富力强的三十六岁。司马德文的存在，让刘裕不能安枕。即位不久，他派兵将司马德文杀死。接着，又对司马一族痛下杀手，几乎夷杀了司马全族，开后世之君屠杀逊帝及先朝宗室之先河。
从那之后，中国改朝换代的模式发生变化：新皇帝逼旧王朝末帝禅让后，先封前末帝为王，然后再找机会暗杀并灭族。南朝的齐王萧道成逼刘裕重孙子刘凖逊位，萧道成的后代萧宝融禅位于梁王萧衍，萧衍的后代萧方智禅位于陈王陈霸先，都是这个做法，一丝不差。陈霸先封萧方智为江阴王，全食一郡。一年之后，陈霸先派亲信前去诛杀萧方智。十六岁的萧方智绕床而跑，边跑边哭喊：“我不愿当皇帝，陈霸先非推我入帝座不可，现在又要杀我！”士兵追了好几圈，才抓住萧方智的衣裳，把他一刀砍死……
这种先封后杀的把戏一直足足玩了八次，到了五代时期，那些末代皇帝才算回过神来。五代时期的末代皇帝中有两位是自杀而死，免得受二茬罪。后梁末帝李友贞是国破后自刎而死，后唐末帝李从珂是国亡后自焚而死，都算是比较明智的。
不过，被直接杀死，还算不上末代皇帝中最惨的，最惨的是像北宋徽、钦二帝那样在无比屈辱的流放中受尽折磨后死去。被流放到北方边地后，赵氏父子倒是“经得住打击”，选择了顽强地活着。他们被关押在一座小院里，在朔风沙尘中吃着不堪下咽的食物，靠回忆往事过活。徽宗在恶劣的环境中患了重病，双目失明，忍受了九年俘虏生涯后凄惨去世。而赵桓在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足足受了三十五年的罪，才在绝望中死去。
长平公主的最后结局
“汝何故生我家！”这句中国历史上惨痛的名言，是崇祯皇帝说给长平公主的。
1644年，本来应该是长平公主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年。这一年公主十五岁，正值豆蔻华年。史载她“喜诗文，善针饪”，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子。皇帝已经为她选定了翩翩佳公子都尉周世显为驸马，可惜天翻地覆的局势让婚礼一推再推。
农民军攻占北京城的速度远超出崇祯皇帝的预料，更让深宫中整理嫁妆的公主毫无思想准备。《明史》载：“城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斫之，断左臂。”当时，崇祯命周皇后自缢，长平公主闻讯前来，看到皇后的尸体，痛哭失声，跪在地上，爬上前想抱住崇祯皇帝的膝。崇祯一脚把公主踢翻，说道：“汝何故生我家？”举起剑来，劈头砍下。公主下意识地抬起左臂一搪，剑锋从左颊扫过，左小臂从肘部下面被齐齐斩断。公主哼了一声，昏倒在地。皇帝上前一步，想砍下公主的头，手却剧烈地颤抖起来，说什么也握不住剑，“手栗而止”，转身出了寿宁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