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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只是一件小事,我们所遭遇的危局不仅仅是这些,倭寇在中途岛大败之后,深感中国战场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急需改变现状,所以制定了两个作战计划,就是五十号作战计划和五十一号作战计划;所谓五十号作战计划,就是在民国三十一年的九月份以五个师团的兵力渡黄河,歼灭胡宗南部的主力,而后南下进逼四川。
    五十一号作战,则是以鄂西作为出发点,并拟于民国三十二年春寒之后从宜昌附近动用八个师团的大军,配合五百架飞机,溯长江西上,直杀重庆,其最终企图便是两路夹击重庆,威胁陪都,以致中国于死地,不过这个计划被日本参谋会议否定,因为这些人都有过和中国军队交锋的经验,他们认为,以目前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只是如此规模,恐怕根本无法达成目的,胜算不大。
    所以他们要求地面攻击部队增加到四十二个师团,其中十五个师团外加十四个独立旅团负责治安,并对付敌后游击作战等,以十八个师团的主力从宜昌全力仰攻重庆;于是所谓五十号作战和五十一号作战一下子变成了五号作战,五号作战被裕仁这个王八蛋批准,但是因为太平洋战争吃紧,倭寇被迫放弃了这个庞大的作战计划,这一次将要动用一百万人作战的庞大会战计划破灭。
    这却也是美国人所作出的为数不多的贡献了,但是这个贡献可不是美国人特地做出来的,而是无意中,所以后遗症很猛烈,那就是民国三十三年的一号作战,当然,这是目前我所预料不到的;我只知道,仗打到这个时候,我们和倭寇都已经山穷水尽了,可是我们还是有所不同的。
    日本毕竟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有着严明的法制,所以日本还可以有效地组织未能参展的人员进行没有报酬的劳动,无论是老弱病残还是幼年孩子,都可以以动员起来压榨他们的劳动力,虽然听上去很残忍,但是战争的本质就是残忍,打仗就是打钱,打资源,战争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力是毁灭性的,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战争都只能带来毁灭而不是发展。
    倭寇尚且能够压榨人民的劳动力,而中国却连这一点儿做不到,因为中国没有完善的户籍制度,使得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有效的动员人民参与保家卫国的战斗;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情就是统辖规范户政,这样才可以使得国家有效的管理人民,包括纳税服役和接受教育等等等等的一切,这都是户政的重要性的体现,而中国没有,前清灭亡之后,中国始终都是军阀混战的混乱状态,国家尚不能统一,何来户籍制度的实施?
    所以我们连动员的能力都没有,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动员人们去为保家卫国做出贡献,我们被称为一盘散沙,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实际上,我们就是如此,我们空有国号,而没有国家;战争对于美国日本这样的已然如此,那么对于中国这样的穷国家而言,又会是如何?看看老美打仗的方式,炮弹子弹不要钱的倾泻,坦克装甲车不要钱的往前冲,兵舰炮舰仿佛就是别人送的。
    而我们呢?连步枪都凑不齐,而如今竟然扛过了六年的蹉跎岁月,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走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倭寇也已经山穷水尽了,可是相比之倭寇严密的社会组织,我们只能是山更穷,水更尽,打起仗来,我们更加没有底气,但是因为我们的这几支二十世纪的军队,我们才撑了下来,可是战争时期我们掌握着大义,可以用大义来抵消人们的不满,但是一旦结束了战争,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一直到抗战结束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一个低阶军官的军饷只剩下了民国二十六年的三十分之一,就算是最受优待的大学教授这一类的职工的工资,也只剩下了民国二十六年的二十分之一,这已经是国府的最大能力了,没办法,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之所以那么多军队一方面对一百兵团充满怨念,一方面又急切的想要加入一百兵团,就是因为一百兵团的首级记功制度。
    可是这些钱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英国和美国,少部分是校长支出的,就算如此,这个制度也是褒贬不一,最后,无奈之下我只有向全军通报了这种情况,不需要校长支出这笔费用,而改由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笔钱来支出这笔费用,到最后,为了缓和财政危机,这最后一笔钱,也交给了校长去运作,无可奈何,真的是无可奈何,但凡有一点点办法,我们都不会采用那种方法。
    被逼到后来,我们无可奈何地使用了饮鸩止渴的昏招,大量的印刷钞票,最终导致了法币的快速贬值,国家的金融体制崩坏,一发不可收拾,我的这笔钱,校长没有用,校长大概也知道这笔钱的数目虽然庞大,但是比起整个国家八年的亏空,只是九牛一毛,所以校长没有用,而是在抵达台湾之后把这笔钱还给了我,作为我的起步资金,他对我说国家欠我父子的太多了,太多了。
    国家危难之下,军人固然可以为了国家流血牺牲,知识分子们也可以忍受清贫为国育才,为国家保全未来的希望,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可以忍受,但是更多的人则是不能忍受的,所以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工不如商,商不如屯,这就是说做工不如做生意,做生意不如囤积居奇,因为按照当时的程度,只要不卖出去,已经是赚了。
    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安定,是相系于每一个人的道德与伦理观念的基础之上的,一旦人的最低生存条件受到威胁,那么这个基础便会松动,甚至瓦解;所谓饥寒起盗心,俸不养廉,毕竟人总是想要活下去的,但是更可怕的是,加入道德的一层基石稳固不住,法律的围墙便会跟着倒塌,社会就难以收拾了,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就是这种情况,这也是国民政府被扣上贪腐无能帽子的背景。
    而后人所谓的美国支持中国抗战,可以通过几件事情看出这件事情的本质,民国三十三年,在我率军在缅甸打的一路顺风之际,史迪威竟然私自要求国内军队进攻云南失地,配合张灵甫大哥的攻击,其实我们都商议好的,这件事情是要等待国内美械军队整训完毕之后的,但是史迪威竟然出尔反尔,要求国内立刻派军队,当时国内情况极为危险,那正是倭寇发动一号作战之前没有几天了!
    但是史迪威借由马歇尔的支持让罗斯福五电敦促校长派兵,校长态度坚决,坚决不派兵,但是罗斯福旋即以断绝军援为威胁,要求校长出兵,校长的态度依旧不动摇,后来何应钦出面斡旋,说动了校长派兵,历史无情的嘲笑罗斯福和史迪威的愚蠢与自大,军队出征三天之后,倭寇在冈村宁次的带领之下,开始了一号作战,开始了国军抗战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九个月,失去了数十座城池的大溃败……
    一方面是兵败如山倒,一方面是云南的连战连捷,因为一些事情与我闹翻的史迪威似乎借此证明了他的战术能力,并且近而要求接掌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马歇尔那个混蛋再次担任了帮凶的职位,上报与罗斯福,罗斯福也不知道是老糊涂了还是病糊涂了,答应了,再次以军援为威胁。
    这是赤裸裸对中国国家以及民族尊严的践踏,校长拥有坚韧不拔绝不服输的性格,在这个时候,校长坚定了一切信念,哪怕是退出盟国独立抗战,也绝对不会答应这个事情,当时我已经率军兵临仰光,得知此消息,大怒之下立刻派兵与仰光倭寇军队议和,倭寇迫不及待的接受了我的条件;于是我率军北返,准备回到国内,英军派来质问的人被我暴揍一顿捆成了粽子丢在了原地不管不问,史迪威的质问电文被我撕毁,我率军急速北返,准备回国解救战局危难。
    缅甸战局震动,世界震动。
    罗斯福到底服软了,据说是美国方面的特使赫尔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史迪威一再表示无意与蒋先生合作,史迪威的基本错误思想是压制一个人,此人领导一个革命中的国家,一支衣食不足,几乎没有组织的军队,和一个优势的敌人做了七年的抗战,我认为你若在此一争议中支持史迪威,将会失去蒋先生,并且可能连中国也一起丢掉,包括欧阳云海率领的那支二十万人的可怕的军队,即使今天所有天使都赞成我们支持史迪威,也逃不了历史的裁判。
    最后,华盛顿方面做出了让步,召回了史迪威,派来了魏德迈接替史迪威,史迪威这个祸害于几年后病死;而我也接到了校长的命令,攻下仰光再行回国,缅甸的局势因为我率军离开出现了扭转,英军和印军兵败如山倒,被压制了很久的倭寇似乎打疯了,不顾一切的攻击,一连收复了很多地方。
    我勒索了英国人一笔军费,而后派出了孙立人带领新三十八师去攻打仰光,援助英国军队,我本人则率领主力军队放慢速度,继续北返,准备等着孙立人打完仰光之后追上我们,孙立人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在我们抵达中缅边境的那一天,孙立人赶上来了,他用了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五天的时间干掉了倭寇军队,攻取了仰光,七天的时间追上了我的脚步,以完整的军列完整的回到了国内。
    虽然最后我们貌似取胜了,但是这却显示了美国人所谓援助的本质和真相,他们根本就是想利用我们而已,不过无所谓,这么些年,校长也看穿了他们,也是在利用他们而已,双方相互利用,这就是盟国的本质,而就在一年前,德国濒临战败之时,他们就已经开始准备要重塑战后的世界秩序了,这也只是表象而已,真实的目的,大家都明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奋斗而已。
    十八世纪的中国,在一个二十世纪的政府的带领下,以近乎奇迹的坚持和隐忍,最终坚持到了胜利的那一刻,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校长个人的性格无异在这个奇迹事件起了主导因素,校长就是这样的人,无论你如何欺辱他,如何打击他,就是打不败他,就是不能打败他,他总是会和你斗到底,一直到死,绝不服输,绝对不可能认输,在倭寇兵临独山之际,校长甚至决定迁都西康继续战斗,这就是校长。
    当时的国民党党内,没有人可以像校长这样坚韧不拔,没有人可以率领中国和那样恐怖的敌人战斗,校长个人的性格塑造了中华民国的性格,处于如此逆境之下,依旧可以坚持下去,以十八世纪的国力抗击着二十世纪的强敌,从不气馁,中华历史上,五千年来,唯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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