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窃，即是抄袭移用别个作家的文句与意思。弥耳登说，“文人间的借用，如借用者不能运用得更好，是即为剽窃。”现在来讨论这件事的是非，系属无用。作家向来常互相抄袭，无论是意识地或非意识地，而且将来也总常要如此。一个罗马批评家说，“货物的分享与共有，在诗人和别的作家中间常是许可的。”只是假如他们把借用的东西弄糟了，我们这才非难他们。汤姆生说，“在文学上，斯巴达的法律一样有效，在这里偷窃是体面的事情，只要做得巧妙好看，因此麦加利是偷儿与诗人两者的祖师。”有些剽窃在我们看去确有点卑劣，但要给我们感情举出很好的理由来也是不大容易。诗人们在他们偷窃的程度上也大有差别，绝少有人像格莱那样继续地巧妙地偷，他的诗多是些镶嵌工作，用前代诗人的碎片凑成的，这就是现代作家写拉丁诗的方法。有人或者觉得受了欺骗，看出创作的诗是这样构成的，但也有人看见旧识的珍宝装在新的座盘上的时候，感到一种特别的愉快。真诗人的借用并不是为省麻烦。假如有人以为用了别人的文句做成好诗是很容易的事，那么让他去试试看。但是，我们对于美妙文句的制造者，自然要比巧妙的偷窃者更为感谢。莫里哀，斯滕，仲马以及迭色勒列，都是伟大的剽窃家队中的人物。
看了这一节话，我略有点感触。第一，所说“现代作家写拉丁诗的方法”实在也即是中国作家写古文的方法。中国几千年来文章都已做尽，话也已说尽，在一定的范围内，用一定的文字去写，又不准有新的材料添加，结果不得不成为镶嵌细工，把前人的碎片凑成一篇东西，不过这种工作实在太难，所以古文难免于没落了。第二，所引芳济汤姆生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不尽是幽默的话，也并不限于诗人的作贼，我想无论什么事都是这个道理。什么事都可以做，只要做得巧妙好看便都是对的，不过有些事总不能巧妙好看地做，那么这些事还是不做好，即使未必就是不对。我看见惠公的《闲话》原稿中引鹤兄的话，大意说人无好坏，只有雅俗之分，我很同意，觉得比汤姆生或者说得更为圆广一点。然而雅俗之事盖亦难言之矣，这个大约七分出于性情，三分由于境界，恐怕很不容易勉强，此其所以难也。——从文学上的剽窃岔到雅俗问题来，实在拉得太远了，我的本意还只在抄译那段文章，差不多是翻译的工作，这个尾巴乃是外加上去的，与本文并无多大关系，所以现在也就可以不再拉扯下去了。
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刮大风之夜，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