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在市局对面的意大利餐馆碰面，找了个露天椅子坐下，在遮阳伞下边纷纷跷起二郎腿。曹槟点了杯卡布奇诺，左汉点了杯拿铁，两名无业青年享受着摆脱压榨、当家做主的自在。
在这家由中国人开的意大利餐馆里，除了有意面和比萨，还有意式油条和意式小笼包，并且连着播放了一下午的法语歌曲，同隔壁五金店循环的《春天的故事》《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一唱一和，简直是餐饮界的联合国。
“我最近把历史上的画语录和画论大致梳理了一遍，感觉必须出来透透气了。”
“就为那案子？”曹槟知道能把泡澡帝左汉变得如此刻苦的，除了画债就是案子。但他也明白有些事不该他知道，所以并不主动问细节。
左汉点头：“我从南北朝谢赫的《古画品录》，一直看到民国画家的零散论述，觉得不够彻底，甚至上溯《易经》《道德经》和《庄子》的相关章节。一些地方囫囵吞枣，也有一些反复琢磨，几天下来算是过了一遍。”
“那你重点看了哪些人？”
“王维、荆浩、郭若虚、郭熙、黄公望、董其昌、王原祁、黄宾虹。”
“有什么好玩的发现吗？”
左汉从书包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庄子》，打开被折角的一页，指着一段给曹槟看：“这应该是最早的画论之一了吧。”
曹槟接过书，只见上边写道：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曹槟一边看原文，左汉一边口头翻译：“宋元公打算画几幅画，来了一拨画师。他们受了旨意，便在一旁恭敬地拱手站着，舔笔，调墨，这时还有半数人都站在门外。有位画师最后到，可这家伙没半点儿慌张，也不假模假样、恭恭敬敬地候在外边，而是马上回到了馆舍里。宋元公派人去看，只见这位已经解开衣襟、裸露身子、两腿轻慢地往前伸开，像簸箕一样坐着。宋元公说：‘好嘛，这才是真正的画师啊！’”
“所以你想到了什么？”
“我在想凶手的样子。”确实，左汉不禁开始想象“大画师”的样子。难道是个不修边幅、平日里爱穿宽松衣裤的三十岁以下的“大叔”？
样貌暂且不论，毕竟马蒂斯长得并不野兽派，而达·芬奇挂满胡子的老脸也远没有蒙娜丽莎的细腻。但就性格而言，“大画师”应该是个自由洒脱、不拘小节之人，否则他的笔法不大可能如此简练生动，一笔千意。左汉无法想象一个唯唯诺诺、墨守成规之人，能画出那样松动的作品。
左汉提到“凶手”，曹槟识相地不加细问，但他倒是开始滔滔不绝地讥讽当今画坛里那帮老戏精：“我不觉得画家的着装肯定松松垮垮，就好比并不是剪个公鸡头、文个身就摇滚了。你瞧瞧现在那帮所谓画家，多半先是钻营人脉的高手，其次才是画画的。就算衣着仙风道骨，那行头不过是走秀的道具。他们的画与其说是艺术创作，倒不如说是帮助他们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
“但是，真正的画家有自由的精神。”
“这我同意。刘海粟先生说过，所谓真正的画家，不能拘于礼节之中。应当任其自然感兴，越超社会的习惯，而完成他的作品。”
左汉来劲了：“日本人金原省吾的话更深刻，他说，绘画世界的道德，是超越平常世界之道德的，即以作品价值的增大，决定画家的道德。”
“但我们中国人肯定不会这么认为。否则大奸臣秦桧也得在书法史上留下一笔，而另一个大奸臣蔡京，也不至于被踢出宋代‘苏黄米蔡’四大家了。对中国社会来说，现实世界的道德标准对艺术评论有一票否决权。”
“对……同意。”左汉说完开始发呆。
毫无疑问，根据金原省吾的观点，像“大画师”这样真正懂艺术的人，在人前是否遵循各种礼节尚不可知，但他必定自有一套超脱世俗的道德标准。这套标准深植于他的基因，体现于他的创作，却并不必然显露在他的日常行为中。正是这套标准，让他一边画着最纯粹的艺术品，一边认为杀人有理。
而且，这让左汉不禁思考一个更为相关的问题：到底是怎样的成长环境，培养出了“大画师”这样的精神？而成长至今的“大画师”，在现实生活中从事什么工作，又以怎样的面目示人呢？他尝试基于之前的分析给“大画师”进一步画像，可这似乎困难重重。
两人草草一聊，左汉意兴阑珊，将曹槟打发回去。他自己则过马路回了市局，重新坐在办公室里，对着桌上一摞摞旧书发呆。
《富春山居图》血画只是“大画师”的小作品，他真正的“大作”，是用五张血画细密织就的连环杀人案。从《富春山居图》来看，“大画师”准备的卷轴规格与原作不差分毫，十分忠实。可他的用笔简练奔放，大开大合，完全不拘泥于古人的细节描摹。而从整个案子来看，他以说谎为由杀掉梅莎莎，所有细节都充满了象征性、仪式感和设计感。左汉可以肯定，若“大画师”之后继续作案，他依然会这样一丝不苟地完成他疯狂的设想。细心与疯狂这对矛盾的对立统一，其冲击力不亚于任何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