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豪商大贾，并未有想象中的反对之辞，一个个该缴税缴税，该经营照常经营，似乎并未受到影响。
普通百姓，虽然也要缴纳税赋，但数额不高，虽有抱怨，却不多。
骂声最多的，相反是那些中等之家。
原因无他，豪商大贾税赋虽重，却也不至于伤筋动骨，而中等之家，税赋比例占比较高，自然骂声一片。
因为税赋重，减少的不止是收入，银行里能贷出的总额，相应也被调低。
以至于中等之家不像先前那样敢于随意扩张，因为稍有变故便有破产风险。
不过虽然风险高了，但保障却也跟着提高。
寇准已从大理州回到幽州，组建真正的医保司。
正巧的是，义务教育医科大学和药科大学正好迎来了第一批毕业生。
于是医科毕业的分往各地去组建医院，药科大学的前往大理州、百越州等多产药材之地，组建或扩大医药工场，到时给全国供药。
义务教育有了资金保障，学生得到更多的保障，招生资格也适时放宽，并有多所大学在幽州、江南等地开始建设。
江南贡献了全国最多的税赋，所以最先在此建立医院。
此时江宁至松江府的铁路也已通车，极大的方便了江南百姓，如此骂声还能稍小一些。
小半年的时间，杨延定头上竟多了许多白发，身体也瘦削很多。
但他心中非常满足，在江南谋划多年的政治抱负已经有了雏形，他哪还管什么疲惫不疲惫。
国内一片繁忙景象，柴宗训根本无暇顾及吐蕃的战事，他只知道吐蕃外围已被清理得差不多，因为雪山阻路，大军暂时无法进入吐蕃腹心。
就在此时，柴宗训收到远在闽浙的吕端奏折。
吕端这人话不多，时常有些囫囵，但一旦清醒起来，看问题往往入木三分。
奏折中明确指出，高征税这种劫富济贫的做法，弊大于利。
杨延定的初衷是遏制豪商大贾，虽然每年的盈利有一半上缴了国库。
但一年赚了上百万块，上缴三十万还是五十万，差别并不大。
但一年赚万把块，上缴一千块还是三千块，差别可就大了。
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问题。
就比如一个月赚五千和一个月赚八千，看似只多了三千块钱，但城市生活成本得花五千。
也就是说，赚五千的人月月光，赚八千的人可以存下三千来。
几年之后，赚五千的人还是赚五千，而且生怕被辞退。
而赚八千的人，存了点钱，可以做些小生意，不用活得那么战战兢兢。
国库指着这些每年缴三五十万的人养活医保司和义务教育司以及基建司，所以对这些豪商巨贾有许多优惠政策，生怕他倒了，从而影响国库收入。
但实际上高征税收入的大头，还是来自那些一年缴纳两三千块的人。
这些人缴纳了高税赋，必然影响经营。况头顶上有豪商大贾，想要扩大规模本就困难，如此一来，便断绝了扩大的希望。
做来做去，钱全部归了国库，那还有什么劲？
不如干脆解散了作坊和工场，去给豪商大贾打工。
虽然收益少一些，却也免却了风险。
先前积累的盈利，存在银行备不时之需，安安稳稳过一辈子也就够了。
长此以往，国内的工场商行经营，必然被几家豪商巨贾垄断，如此对于社稷来说，是个巨大的隐患。
这么看起来，的确是这样，柴宗训赶紧召来杨延定和慕容德丰商议对策。
杨延定对此有些不屑一顾：“皇上，此封奏折臣已看过。”
“如今幽州工价，百姓一月不过十块钱，一年也不过百块。倘那些年盈利好几千块的人都过不下去，那我大周几千万百姓是怎么过下去的？”
“此不过是那些中等之家反对高征税的说辞而已。”
慕容德丰却有些不同看法：“杨大人，自高征税推行以来，本公也曾多方留意。”
“大人之意本为遏制豪商大贾，但实际上豪商大贾并未伤筋动骨，相反受到伤害更多的，反而是那些中等之家。”
“这些中等之家与普通百姓相比，的确收入要高得多，但他承担的责任，也远非一般百姓可比。”
“一般中等之家的工场或者商行，其背后少说也有数十个家户靠他吃饭。”
“倘这中等之家不愿背负责任，将商行歇业，势必导致数十家户没有饭吃。”
“这数十家户为了吃饭，不得不前往豪商大贾商行做工。因为帮工增多，豪商大贾便可趁此压低工价，榨取百姓利益。”
“毕竟事情就这么多，等着吃饭的人却越来越多，不管什么东西，一旦多了，自然便贱了。”
杨延定铁了心推行高征税，即便与慕容德丰多有亲近，但此时也顾不上了：“郡公所言，不过是以偏概全。”
“以社稷目前情势来说，大多数中等之家仍就运转良好，并无歇业可能。”
“至于那些胆小如鼠之辈，关门也就关门了，于大局并无碍。”